原创：新城黄楼1936

文/操场巷遗少

壹

提起新城，人们就会想起“王城”和满城。1370年明太祖朱元璋封次子朱樉为秦王，统率重兵，坐镇西北，始建王府，府为一城，1376年次第建成。清初改名为“满城”，后期辟为“八旗教场”。辛亥革命后，陕西都督府下令拆除。1927年1月，因受国民革命思想影响，改称“红城”。1927年7月，民国陕西省政府从北院门移至红城，易名 “新城”。今新城（区）即因此得名。

当年，秦王府按规制选择城市中心地带建了约1.5平方公里的城中城， 作为明代中央政府的特殊代表，秦王在城内官署体系中居于最高地位。秦王府城内有一套专设的官署机构，秦王同时下辖数万兵马，与北京燕王、大同代王等号称“塞王”。秦王在西安共承袭了十三世，在王府城中居住了260余年的时间。

1644年清军入关后，为了强化对西北地区的统治，清朝在西安设立了八旗驻防城，即“满城”。满城的倾覆源于辛亥革命，宣统三年九月初一（1911年10月22日），陕西新军联合哥老会响应武昌起义，举兵反正。连续激战两日，义军全据满城，清王朝统治西安的历史宣告结束。但是，由于连日炮火，秦王府及满城内七街九十四巷的房舍几乎毁坏殆尽，成为一片废墟。民国元年（1912年），陕西都督府下令拆除了满城西、南两面城墙。这座历时260多年的西安城中之城从此消失。

黄楼亦称“新城黄楼”，位于今陕西省人民政府院内，因其通体黄色而得名。新城黄楼始建于1927年。是一座建于高台之上的砖木结构的平房，由一座歇山顶大殿式长方形建筑和分布在大殿南北两门及大殿四角的6个多角攒顶亭子式门厅或厢房组成，建筑四周有回廊，共有32根水泥柱子环绕黄楼一周。核心主楼高12.3米，多角攒顶亭高9.59米，廊柱高4.5米。整个黄楼面阔41.41米、进深23.76米，总建筑面积916.36平方米。

1930年10月29日，杨虎城被南京政府任命为陕西省政府主席，30日，杨虎城进驻西安。由杨虎城任主席的陕西省政府就驻新城。1932年，以杨虎城任主任的西安绥靖公署也在此成立。1933年，杨虎城被免去陕西省政府主席后，这里就成为西安绥靖公署办公所在地。

贰

1936年12月12日，蒋介石在临潼被扣，就是近代历史上著名的“西安事变”，时称“双十二事变”。当日上午8时半左右，唐君尧、孙铭九、谭海等人把蒋押送到西安后，安置在新城黄楼的东厢房。蒋当时穿着睡衣睡裤，弯着腰跛着脚。尽管，东北军骑兵六师师长白凤翔早已给他披上了大衣，他仍被寒冷、饥饿，惊吓得瑟瑟发抖，气喘不绝，进屋后连喝了十来杯白开水。

杨虎城的贴身副官苏庭瑞拿了几件自己没穿过的新衣服送去给蒋穿。

蒋说：“我不穿，我不穿他们送给我的衣服。”

苏副官无奈退了出来。突然灵机一动又进屋对蒋说：“这几件衣服是我们几个副官凑钱给委员长买的，请委员长换上。”

蒋听后说：“啊，你们买的，我穿。”换完衣服，蒋又问几位副官叫什么名字，让写个名单给他。蒋还说将来不忘他们的好处。

张学良知蒋住进新城黄楼后，便约杨虎城去看蒋介石。

杨虎城则拒绝说：“我不去，我见了他没有话说。”

十二日上午十点半钟，张学良穿着带一级上将军衔的军服，独自来到新城黄楼。张学良对蒋行了军礼，说：“报告，委员长受惊了！”

蒋介石见到张学良勃然大怒：“我不是你的长官，你也不是我的部下，你不要叫我委员长。你要承认我是你的长官，我现在命令你把我送走，否则任凭你把我杀了，我同你没有旁的话讲。”

张学良回应说：“委员长不承认我是你的部下，我还可以用人民的资格同你说话。我对委员长并无恶意，请委员长要好好考虑。”

“我不听，我不听！”张见蒋捂着耳朵趴在桌子上，就说了声“请委员长休息休息以后再谈”，随即退了出来。

张学良出来后，恨其怙顽不悛，不觉落下泪来。稍停一段时间，复又转身进去，刚一开口，蒋又故态复萌大嚷道：“我不听，我不听，你出去！”一日反复多次无果，张沮丧地离去。

当天中午，蒋提出要见陕西省主席邵力子。邵在张学良的劝说下，同意劝蒋改变态度，接受抗日要求，无奈仍没有结果。

邵力子走后，蒋已基本摸清了张学良的意思，他还想进一步摸摸杨虎城的想法，但有一点他感觉出了此事非常棘手。他绝不能坐以待毙，他准备用行动进行试探，心里嘀咕着“即便是死，也要死得明白”！他的脑子快速转动起来。

“来人……”他喊道，宋文梅毕恭毕敬地走进来，他向宋要纸笔。他默想了一会儿，提笔给宋美龄写了一份遗嘱式的电文。全文如下：

美龄吾妻：

余决心殉国，经国、纬国吾子即汝子，望善视之。

蒋中正 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另一份是写给蒋经国、蒋纬国的，内容为：

经国、纬国吾儿：

余只承认宋美龄为余唯一之妻，务望汝等以生母待之，则余虽死于九泉下亦瞑目矣！

蒋中正

他写好电文后交给宋文梅，让宋转交张学良拍发出去，张学良答应当日发出。

据1936年12月15日《西北文化报》载：西安事变发生后，宋美龄曾亲自电蒋询问情况，蒋亦回了复电，原文如下：“上海蒋夫人亲鉴：元（十三日）电悉，余甚安好，汉卿招待甚优，勿念。中正手启，元日。”这封电报显然是让夫人宽心，且是被困后的第一封电报。

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一时乱了阵脚。在如何对待张、杨和营救蒋问题上，出现了主战、主和两派的分化。而为委员长的蒋介石在危境面临生死抉择的关头，不是考虑军国大事，而是儿女情长的抚慰家庭安排后事。这时，感性取代了理性，使命让位于家庭，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家国天下不过如此。

14日，蒋提出要见杨虎城，下午的时候，杨虎城单独去见了蒋。一见面，蒋就问杨“这次的事变，是不是预先知道？”杨回答“是”。

蒋又问：“事件的原因是什么？”

杨虎城回答说：“主要是为了停止内战和抗日的问题。而且，这件事很简单，没有听任何人的话，只是张副司令和我两个人决定的。”

蒋说道：“把我送回去，这样变乱就不会扩大，我对你也会原谅的。”

杨虎城站起身说：“委员长的意见，我可以同张副司令和各将领去商量。”

杨虎城和蒋介石的交谈到此结束，双方也都摸到了彼此的态度。

叁

西安这边，张、杨决定联共，共同解决西安事变。

张、杨以民族大义用兵谏逼蒋抗日，让蒋大为光火，从临潼到黄楼，他把身体蜷缩在被窝中，日前的一幕幕依然在眼前晃动，这一切似乎有着不详预示，他的大脑在飞快地捕捉与今天往来黄楼的人和事……

他记起，第一次走进这栋黄楼是1934年10月12日至17日，那次携夫人巡视西北，设行辕于新城黄楼。他检阅部队、会晤地方官员，曾在距此以东不远的民乐园大礼堂向西安各校学生训话，嗣后向张学良和杨虎城部署了“剿匪”的指令。时至金秋，一笔美援不期而至，委员长不禁心旌摇曳、踌躇满志，在张、杨及一批文武官员簇拥下游览了大雁塔、茂陵（汉武帝陵）等西安名胜，指点江山，好不得意！

那一次，夫人在西安则致力于推动新生活运动，召集当地高级官员的夫人开会，与会者无不钦佩他们夫妇的智慧与风采。夫妇二人还专门去红埠街杨府拜访了杨老夫人……想到这里，他愤恨地用双手抓住被子，心想“那时，我怎就没有看出这个人（杨虎城）脑后的反骨呢。娘希匹！”

13、14两日，张学良、邵力子、刘多荃、孙铭九等人，先后在“我谁也不见！”的喊声中“觐见”，力劝他搬到有御寒设备、环境优雅、安静的张公馆，他厉声道：“不论张公馆、杨公馆，我统统不去！”除了拒绝外，在张学良称呼其“校长”时，他还借题发挥“我不是你的校长，你不是我的学生。有这样对待你的校长、总统的吗？”

在一轮轮劝谏过后，室内逐渐恢复了平静。他又陷入了回忆当中……

1934年，他首次来陕后去了银川，回来后，大约20日又住进黄楼；1935年10月8日，三抵西安依旧下榻黄楼。这次……看来我蒋某人的命运将与这座黄楼绑在一起了。突然，他的目光停留在一个不大的相框上，那个相框里的年轻人就是杨虎城，一身戎装英气逼人。看着照片，他想不通一个堂堂党国军人竟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囚禁国家领袖，真是大逆不道！想到这里，他愤怒地把相框摔在地上。相框和玻璃瞬间粉碎，相片扣着散落一旁，他稍微平息了下怒气，又朝地上看了一眼，发现似乎照片上有字，便弯腰拾起来戴上眼镜仔细端详。

照片拍得并不久，上面的字写得也没有多久，因为装在相框里不易被人发现，这次是摔了相框才得看见。只见上面几行文字：

西北山高水又长，

男儿岂能老故乡！

黄河后浪推前浪，

跳上浪头干一场。

这是杨虎城24岁时的自赋诗，从字迹看应该是重新誊抄，道出了他远大的志向和投身大革命的决心，但此时蒋却不这样认为。他认为杨虎城是彻头彻尾的土匪，诗以言志，此诗反心表露无遗！想到这里，他倒吸了一口冷气！联想到前次杨虎城曾邀请他下榻“止园”官邸，当时只是预感不好就借故推辞了。今天细细想来，他是要取我蒋某人的项上人头啊（“止”字系正字上面取掉一横）！由此看来，此人灭我之心由来已久，以后也须处处小心谨慎了！

自从蒋揣摩出此次遇难凶多吉少的后果后，就变得安静起来，开始与身边的警卫说话，还不时以“我还是你们的委员长吗？”进行试探，心里嘀咕“即便是死，也不做糊涂鬼”。14日上午，蒋介石夫妇的顾问端纳到西安。他给蒋、张分别带来了一封宋美龄的亲笔信。

在给蒋介石的信中，宋美龄这样写道：

“夫君爱鉴：昨闻西安之变，焦急万分。窃思吾兄平生以身许国，大公无私，凡所作为无丝毫为自己个人权利着想，只此一点，寸衷足以安慰。”

“你脾气不好，你心中的话总不肯好好地说给部下听，同时你也不好好地倾听部下的意见。东北军都是亡省亡家的人，要求抗日，是自然的事情，你应该把你心里的话告诉他们，对他们的抗日情绪应该很好地加以安慰。可是你不这样做，所以激出事情来了！”

她一再对蒋强调，东北军官兵是亡省亡家的人，他们要求抗日是自然的事情，应该很好安慰，必要时她愿亲自来西安。信的最后颇具深意，“南京情况戏中有戏”，暗指何应钦发兵潼关欲轰炸西安。

她在给张学良信中写道：“……昨日之事，吾兄及所部将领，或激于一时之情感，别具苦衷，不妨与介兄开诚协商，彼此相爱既深，当可无话不说。否则另生枝节，引起中外疑惧，不免为仇者所快，亲者所痛，想吾兄亦必计及于此。

至如何安慰部曲，消弭事端，极赖荩筹，介兄一切所居，诸祈照拂，容当面谢，并盼随时电示一切为荷。”她放低姿态，极尽宽慰：“蒋的脾气不好，不能虚心听取部下的意见。”劝张学良以大局为重，风物长宜放眼量。

张学良请端纳劝蒋移居，端纳的劝说得到蒋的同意，当然还因之前他“落到杨虎城手里一定没有好果子吃”的判断。

当晚，蒋介石由黄楼东厢房迁往玄风桥附近的高桂滋公馆。

此时，围绕西安事变，全国媒体哗然。

1936年12月13日，《西京民报》头版头条发表《张杨对蒋实行兵谏》一文，向全国发布了这一震惊中外的消息，文中同时附有张杨二人的照片，并首先发布了张杨二人提出的抗日救国八项主张，还配了副标题“揭竿抗日，举国欢腾”。

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在事变的第二天刊登大标题“张学良率部叛变！国府下令褫职严办”，副标题为“中央联会决增加军委会常委，关于军队调遣归何部长（何应钦）负责”。《大公报》以“张学良竟率部叛变，蒋委员长被留西安”为题报道，媒体毁誉不一。舆论不站在支持张学良、杨虎城的一边，但也竭力避免内战，都要求尽快释放蒋介石，只是有的激烈，有的温和。

知识界大多采取公开批评的态度，联名致电张学良、杨虎城，指责扣留蒋介石的行为。知识分子中的头面人物，如胡适、傅斯年等则公开斥责张学良、杨虎城“叛乱”，还趁机攻击中共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极力为蒋氏“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辩护。

国内出现的混乱局面，“南京情况戏中有戏”，加之有“士可杀不可辱”及恐被杀掉的心理，他于12月20日分别写了三份遗嘱：致宋美龄；致蒋经国、蒋纬国；告全国国民。

告全国国民

中正不能为国自重，行居轻简，以致反动派乘间煽惑所部构陷生变。今事至此，上无以对党国，下无以对人民，惟有一死以报党国者报我人民，期无愧为革命党员而已。我死之后，中华正气乃得不死，则中华民族终有继起复兴之一日。此中正所能自信，故天君泰然，毫无所系念。惟望全国同胞对于中正平日所明告之信条：一、明礼义；二、知廉耻；三、负责任；四、守纪律，人人严守而实行之，则中正虽死犹生，中国虽危必安。勿望以中正个人之生死而有顾虑也……

蒋中正

肆

从2006年开始，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逐步解禁了蒋介石的日记，这些日记记录了蒋介石从1918年至1972年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共计54年的日记全部对公众开放。我专门找出1936年12月13、14、15及24、25日五天的日记，从中可窥见蒋当时的心理活动和这些天的过往，以及事态变化，让我们对这段历史有更为客观地了解。

1936年12月13日

雪耻。住新城。生而辱，不如死而荣。

张（学良）连来见余四次，见其暗泣二次，余不知其所以然。

是夜12时半，孙营长逼余迁住，余坚不允。

1936年12月14日

雪耻。明礼义，知廉耻，今日幸无自负。住新城。我迁住张宅。

端纳来见，邀余移住张宅。学良表示悔悟之意，似甚诚。彼实恐余住新城与杨（虎城）接近，为杨操纵，故急求余离新城。及至其宅，彼乃提出八条件，幷明言此时有共党参加其间。余痛斥而深恨其无耻无信一至于此。晚间，端纳为余言，南京对陕变已决议讨伐，余心乃安。端纳乃余妻托其来营救。而于昨日自知此事不了，亦电彼与余妻来陕设法调处也。张上下午来见共三次，向余连泣三次，然余知其僞泣也。张持端纳电文示余，首见“蒋夫人转电已悉”句，余泪下如雨，泣不成声，而张亦假泣，其人之投机与无耻至此。其实彼亦明知余为见“蒋夫人”三字而泣，而非为彼泣，而余亦与之对泣也。

1936年12月15日

雪耻。住同前。以至暂至轻之痛苦，换得永久永生之胜利，小子勉之。

十四夕移住张宅后，余欲其实行在新城所约之言，“即移住后一切事大家皆听委座之意办理”，送余早日回京也。及至其家，彼食前言，幷提出八条件，幷言此事与红军亦参加其间，故须事事听决。又言余太旧太右。余问其何为右？则彼答非所问……

1936年12月24日

雪耻。本夜周某来见。

上午，共党对余忽提出七项条件，幷声明中央军未撤退潼关以东，仍留余在西安，此与昨夜子文所谈者完全相反，余乃知其中另有其故。盖料此为张指使共党做黑面，而彼自可做红面，卖情讨好，以为将来谅解之地也。余乃嘱子文即将其条件退还，幷言此条件不能示蒋先生也。子文照此进行，幷声言如此只有决裂，以后不再谈判……共党幷不再言条件，只要见蒋夫人时顺见蒋先生一面已足。余乃允之，但余必须张同其来见也。夜间10时许，妻带周来见……

1936年12月25日

雪耻。本日4时由西安飞回洛阳，5时半安全到达。感谢上帝保佑。晨刻，子文来言“张决心送委座回京，惟格于杨虎城反对，不能公开送出城，故先送夫人与端纳出城，上飞机先行。昌言夫人回京调解，委座仍留陕缓行，然后委座化装秘密出城，先到其部队，然后再设法起飞”云。余妻既往访张曰：“如委座不离此，则余亦必不离此，余决与委座同生死、共起居也。”张闻此言，心有所感，乃允设法同飞。

10时许，周又来见余妻，其事先为子文言曰：“共党对蒋先生幷无要求，但希望蒋先生对余面说一语‘以后不剿共’是矣”。余乃属妻找周来见余……

……约至下午2时半，子文来言，请先准备，约即可行。未几，张亦来言，虎城已不反对。飞机已准备，可即出城上机。……余乃整衣而行，登飞机，余再三辞张，不欲其同行入京。彼主动强求同行。余无法阻止，乃准其同飞。到洛已5时20分矣。晚，宿洛阳分校，接见各高级将领后休息。

宋美龄用个人魅力和智慧游说双方，让谈判迎来转机，最后蒋介石（口头上）改变态度，同意由宋子文、宋美龄代表自己与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谈判，并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至此，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

1936年12月11日晚，是黄楼建成以来最热闹的一晚，当晚灯火通明，通宵达旦。张学良率其高级将领十余人来到黄楼，和杨虎城的高级部属汇合，指挥了东北军、十七路军的统一行动，东北军在华清池捉住蒋介石，时称“双十二事变”，而这次行动的中枢机关就是新城黄楼。（本文首发于《西安旧事》）

参考资料：

《红星照耀中国》杨虎城人物简介

《新西部杂志 》西安事变中蒋介石移居之谜

凤凰卫视：西安事变爆发后，宋美龄给蒋介石的信中写了什么？

《蒋介石日记揭秘》

2017年10月25日一稿

2022年3月29日二稿

2024年12月12日三稿